王一鸣：现阶段城市群是推动区域协调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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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2017年6月6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年会凤凰午餐会上的讲话

刚才李阳老师说钱在中央和地方。如果钱和潜力匹配，那么钱到位有什么问题？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中央政府已经筹集了一定的财政资源来满足再平衡的需要。我想说的是，就大规模经济而言，中国的地区差异非常大。从空.的角度来看，过去有一条胡焕庸线，基本上没有改变，也没有太大变化

地区差异是好事还是坏事？长期以来，我们都把它视为一个问题，并始终认为中国的地区差异是一个大问题。然而，从辩证的观点来看，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才有了令人费解的空.现在，有些地区的增长率下降了，有些地区又上升了。现在，增长率最高的基本上是西部地区。我的理解是，扭转空.局势可以延长增长周期事实证明，日本有一个严阵模型，这个验证模型在中国也是有效的。

新常态背景下，区域发展发生了哪些变化？2015年，有10个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这幅画标有橙色，大约5亿人已经超过1万美元。内蒙古是如何超越它的？内蒙古不是西部地区吗？内蒙古人口少，2000多万，人均gdp在前几年煤炭收入增长高峰时并不低。这是我们进入新常态后的基本模式。

昨晚，我在思考新常态背景下的一些新变化。在过去的一两年中，我们使用了变异系数统计。本世纪初，变异系数差距缩小，近两年再次扩大，势头仍在减弱。这需要观察，它是从变异系数上升的。

我们过去常说，地区差异是倒U型曲线，基本情况是先扩大后缩小。它会在收缩后再次膨胀吗？根据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它们已经经历了这种变化，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和高端要素的高度集中，这将带来这种变化，应该从经验中建立这种变化。

传统上，南北之间的分界线被称为东方、西方和中国。我们已经观察它好几年了，这次是在2016年。可以看出，增长速度最慢的几乎是北方，而增长速度最快的相对是南方，而红色板块是最快的。2016年，北方是天津，因为天津滨海新区有大量的投资，如一些北方省份，东北，北方，西北，包括甘肃和内蒙古。内蒙古前几年很激烈，但现在不行了，包括新疆和陕西。2017年基本相同。什么原因？原因是北方是一个相对资源型的省份，是一个重化工业。现在，所有资源型省份都面临价格下跌，所有全球资源型产品都在下跌。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结构改革困难重重。

我去了辽宁省阜新市，一个煤炭城市，发现转型非常困难，地方财政收入低，负债率高。中国东北地区也存在很大的养老金缺口，年轻人外流，负债率高。辽宁的缺口约为400亿元。根据这一趋势，他们还谈到了2020年及以后会发生什么。

一带一路改变了内陆的地理位置。一些死气沉沉的地方现已成为边境地区，尤其是随着亚欧列车的开通。我观察的地方是云南。云南有一条中老铁路，与中泰铁路相连，然后中国铁路与新马铁路相连。整条铁路已经开通，新马还没有开工，所以我们正在积极参与。还有从瑞丽到缅甸皎漂的管道。从长远来看，如果有一条重型铁路开通，这将是我们地理格局的一个巨大变化。我们现在主要在阿拉山口做的事情。如果也在西南开放，内陆格局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近年来，内陆地区的开放程度迅速提高，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一个城市的数据是惊人的。从香港出口到俄罗斯的高价值货物有40%是通过重庆转口的。为什么要通过重庆转口而不是海运？出海需要太长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现在中欧的火车累计数量已经达到3000辆，开通的城市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伦敦一直到欧洲的马德里，也就是义乌的小商品到马德里。

空之间的集中度仍在提高。我们的制度有一个特点，生产要素的流动集中在高档城市。保定曾经是河北的省会，然后是石家庄。我没有核实石家庄在早期是否是一个村庄，至少它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城市，但一旦它被确立为省会城市，保定和石家庄之间的差距现在非常大。我们的资源是按等级分配的，最好的大学、医院、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必须位于最高等级的城市。即使你是石家庄，只要你是最高行政级别，这些配置都会慢慢过去。这也和我们现在有关。我们可以观察到牛津和剑桥不在伦敦，哈佛不在华盛顿。他们为什么不去顶级城市？医院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跨国公司的总部了。美国的跨国公司很少有总部设在华盛顿。为什么我们的大公司把总部设在北京？我一直在想，这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

要素流动后，集中在高档城市，导致城市群加速发展，要素配置日益集中。这种改进有什么好处吗？刚才李阳老师说城市化没有增长。我们为什么要集中精力？为什么是城市群？从经济上讲，它一定比没有城市聚集更有效。总的来说，提高效率是有益的，尤其是在中国人多的时候。

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是什么？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刚才，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了。中国的要素流动性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真正的市场流动性最高的是劳动力，尽管我们的资本现在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然而，应该说劳动力具有最强的流动性。一旦劳动力自由流动，一些地区将成为净流入地区，只要经济是动态的，它将是净流入。其中一些是净流出。例如，当我们去东北时，省会城市和大连仍然是净流入，但下面的省会城市基本上是净流出。我们还对城市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年的净流入基本上是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现在，从实际情况看，武汉占湖北gdp的1/3，成都占四川gdp的1/3，并且仍在增长。现在，成都天府新区新区建设后，要素密度仍在增加，是一个净流入。大城市的净流入、中小城市和低档城市的净流出。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房子供不应求，而三四线城市是库存？这与此有关。

高速铁路网，这将改变我们城市的相对位置条件。一些原本不重要的城市一旦成为这个道路网络的节点，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交换中心。

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以及商品比价关系的调整，能源、工业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比价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也将对改变我区的调整相对关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外部需求和国内需求市场之间相对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外部需求有很强的拉动作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增长放缓，中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市场增长的增强，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是一个最具潜力的新兴市场。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能否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要它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它就对外部因素有吸引力。

区域间比较优势的梯度转移、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变化。

最后，它必须与城市群相关。

总的来说，我认为城市群是促进区域协调的重要途径。它是我们现代工业、市场和信息平台的载体。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有利于适度规模经济，良好的规划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然而，从我们过去的角度来看，城市群主要侧重于竞争，这有利于国际市场的竞争。我们经常引用一些国际城市群，如纽约、伦敦、东京湾等。这些城市群的基本观点是，它们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高端要素的聚集可以提高效率，信息可以共享，外部成本和范围成本可以降低，这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长江三角洲才是真正能够排在第一方阵中的，它能够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影响力进入这个方阵。

然而，无论我们所知的传统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是1+14还是1+15，我们都可以用现代工具对其进行分析。在我们用手机百度重新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手机跟人一样。人们的流动性和相互交流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你最初想象的由行政边界定义的城市群。事实上，它覆盖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现在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更好的。这样，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和观察，用大数据用这种现代的定位方法进行观察。我们可以从人口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因为手机可以观察，我不知道它是否与经济一致。通过大数据分析，城市群的分布格局与规划并不完全一致。从这里可以看出，从总流量来看，最大的流量是珠江三角洲，其次是长江三角洲，然后是成渝地区，然后是京津冀。

根据百度的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分布模式，这与我们的第一张图片基本一致。现在手机已经定位，所以这种分布模式也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看到每个城市群的人口密度。京津冀没有领先，长江三角洲的密度最高。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中心城市。它有多中心？这也可以通过大数据观察到，并且可以得出一些我们以前无法想象的结论。例如，成都是一个非常中心的城市，它与各方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从逻辑上推动它。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在这里重叠，然后成都在交换的人数和各种因素方面是不同的。

让我们加上北京-天津-河北。这是用光数据来看北京、天津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模式，重力和发射能力。在过去的几年里，重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大致上，我们也可以通过数据做一些演绎和分析。我说过要表达的意思可以概括为三点。

首先，由于我们的要素越来越集中，这一阶段可能仍有利于提高效率，所以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尤其是现在的服务业和高端产业，它们大多以大型城市群和城市群为平台和载体。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都市地区的城市群，必须重新认识其内部的规律。我们必须用一些新的手段来了解它的增长规律和internal/きだよ0

第二，如何纠正按层次分配优质资源的制度？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许多管理权限能否适当地延伸到中小城市，有利于城市群的发展，而不是单一的城市，这不是一个生态链。

第三，由于高速铁路网的迅速发展和人员的流动，我们正在改变以行政为单位的传统规划概念。因此，我们需要突破行政框架。我们能否以城市群和大都市群为空单元规划和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改善生态环境？例如，京津冀必须采取这种规模来改善生态环境，并综合考虑？

这些是我肤浅的判断。谢谢大家。

来源：荆州新闻